數字出版依然信奉“內容為王”，能否獲取優質內容將直接決定數字出版的成功與否。在數字出版過程中，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權利人如何將優質的數字內容傳遞給出版商。這反映在法律上就是如何進行權利授予、如何選擇授權模式的問題。

　　(一)數字版權立法滯后，導致舊書新權的矛盾

　　我國著作權法在 2001 年修改時增設了信息網絡傳播權，并在 2006 年 7 月 1日開始實施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中對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權利范圍、權利限制和侵權形態等內容進行了細化規定。信息網絡傳播權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屬于數字版權中數字化傳播權的范疇，其是為適應網絡環境而增設的一項權利。

　　但是，該權利屬于對傳統傳播權的剝離，還是區別于傳統傳播權的增設，尚存爭議。對于 2001 年著作權法修改前已經創作產生的作品(舊書)，在 2001 年修法之后如何對待信息網絡傳播權(新權)，尤其是 2001 年之前已經將作品授權許可給他人使用的作者是否在 2001 年之后享有許可或禁止他人進行信息網絡傳播的權利。我們可以發現我國尚未在立法上明確對增設前形成的作品的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保護問題，我們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傾向于將這些在法律修改前創作的“舊書”新增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回復到作者手中。由于法律規范的不明確，因此為了減少侵權風險，數字出版商們往往在數字出版過程中對于那些在信息網絡傳播權設置前創作完成作品、未明確進行信息網絡傳播權授權的作品通過重新一對一的授權來實現內容的合法獲取。我們可以看到，對數字出版增量資源(新出版內容)，通過授權環節的相應調整，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授權問題很容易解決，但是對于大量存在的過量資源(信息網絡傳播權設置前的出版內容)，進行一對一的傳統授權基本上很難實現，或者說成本和代價太大。如何解決過量資源的授權問題，成為數字內容管理過程中首先面對的難題。

　　(二)數字授權模式單一，無法滿足海量授權需求

　　數字出版依然信奉“內容為王”，能否獲取優質內容將直接決定數字出版的成功與否。在數字出版過程中，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權利人如何將優質的數字內容傳遞給出版商。這反映在法律上就是如何進行權利授予、如何選擇授權模式的問題。

　　在法律上，授權許可按照授權方式不同可以分為直接授權、間接授權和默示許可等方式，也可以按照授權是否取決于權利人的意志劃分為強制授權和自愿授權等形式。在營利性為主的數字出版領域，內容授權往往采取的是自愿授權許可方式，在具體操作中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一是直接授權，即著作權人直接將權利授權給出版商，可包括數字出版商自行與著作權人簽約、與網站等平臺運營商的簽訂電子合同、接受自主版權協議、采用開放式授權許可(Creative CommonsLicense)等；二是間接授權，即著作權人委托第三方機構授權出版商使用作品，可包括出版商作為版權授權的代理機構進一步授權、專業的版權代理公司代理數字作品的版權授權、從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獲得版權授權等；三是默示許可，其是指出版商未經權利人直接授權，發布出版稿酬公告，同時言明作者可以據此要求出版商支付報酬，大多數數字出版商希望通過該方法來降低版權糾紛出現的風險。但是，“按現行法律規定，未經作者授予作品網絡傳播權的，即使支付或擬支付報酬，仍然屬于侵權行為。”

　　雖然數字版權授權模式概念較為明確，但是在實踐中多數數字出版商沒有建立起一套符合自身商業運作習慣的數字版權授權模式，一些授權模式本身存在制度缺陷需要尋求其他制度的補充，現有的多種授權模式仍然無法破解數字出版版權獲取的瓶頸。

　　(三)傳統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銜接數字出版乏力

　　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固有的問題，直接制約其在數字出版條件下更好地發揮中介組織的功能，具體表現在：

　　首先，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職能分割，不適應數字出版條件下多內容、復合出版需求。我國現有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按照所管理的不同作品類型進行設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間的溝通和交流尚存一定障礙，傳統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分割管理較難適應數字出版的多內容需求、復合性要求。這種制度性缺陷不可避免地造成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之間缺乏溝通，而且也直接導致了特定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內部相關信息割裂。

　　其次，數字出版往往涉及一個或多個作品的多項著作財產權的綜合利用，某種程度上超出了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擅長管理的“小權利”領域。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往往是對那些作者不便管理的“小權利”進行的管理，“比如其他國家法律規定的衛星轉播權、(電影電視)同步化權以及我國法律規定的信息網絡傳播權等，不僅特別適合集體管理，而且只能通過集體管理才可以得到實現。”

　　但是，數字出版覆蓋面比較廣泛，授權許可內容往往不限于小權利，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介入數字出版時必須正確面對這種超出自身擅長領域所需要承擔的代價和風險。

　　再次，目前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尚未在會員資格登記、作品信息登記、授權情況登記等領域實現電子化。目前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尚未建立起一套完整順暢的著作權信息管理系統，更不用說利用這套信息管理系統來服務數字復合出版需求。在數字出版過程中，由于大量作品的作者身份難于確定，獲得授權往往存在一定障礙，沒有一個可靠、相對完整的著作權信息匯總、查詢途徑，將大大削弱集體管理對數字出版的價值。

　　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建立于數字出版行業產生初期，尚未就海量授權對集體管理組織的沖擊予以充分應對，僅僅將集體管理權利范圍限定于會員已授權內容的管理，未引入在北歐一些國家運行已久的著作權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這直接造成了其不能很好地適應數字出版對內容授權的海量需求，也不能真正發揮其作為數字版權中介的價值，而僅僅只能充當一個具有較大存量的版權內容提供商，其價值與大型版權代理機構無異。可以說，若集體管理的權利僅來源于會員的授權，這不利于集體管理組織服務數字出版發展。